“建党百年青年说”：坚持创新在“无人区”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建党百年·青年理论”专题

编者注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 一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其中，中国科技产业也从无到有、从幼小走向强盛； 其科技水平已经从跟随到领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无人区”。 年轻一代有理想、有能力、有责任，国家就有未来，民族就有希望。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科学院党委、科学传播局、青年创新促进会、中国科学院学报联合组织策划了“百年中国科学院学报”建党·青年论》及特邀青年学者畅谈对高水平科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认识、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和传承、对变革的思考和实践在科研定位和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应用方面，展现青年学者的态度、能力和责任。

石毅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力更生的核心举措之一。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新中国科技发展史，总结有利于推动科技发展、推动基础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的经验，指出，中国科学院发起的创新文化建设是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环境的重要举措。 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探索和实践经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力更生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新时代如何加快实现科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建设党领导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至关重要。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坚持“四个导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科技创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我们要响应中科院“四个先锋”、“两个加速、一个努力”的要求，聚焦主责、主业。 作为国家队和国民，我们时刻关心国家事务，承担国家责任，努力实现科技自立、科技强国。 做出更大的创新贡献。

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

读历史可以使人明智。 回顾中国的科技发展，我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在古代，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中国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 16世纪末以来，中国错过了工业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遇，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近代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战争频繁、经济和教育水平落后，中国的科技产业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大刀阔枪”最终被“坚船利炮”打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现代科技事业才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精神和经验，为实现科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提供强大动力。

1949年至1978年，我国外部面临动荡的国际形势，内部社会环境混乱。 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和农业，使新中国度过危险的新时期。 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工农业体系，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实现科技自力更生。 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引进海外人才和国内培养并重，加强了科研队伍建设，编制了长中期计划，作出“向科学进军”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此期间，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归国，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们在国防科技、医学科技、农业科技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晶体、胰岛素、超级杂交稻等一批优秀科技成果涌现。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高度尊重知识和人才。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在改革探索中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努力追赶世界科技前沿，迸发出无限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和财政投入逐渐加大。

但科技发展背后的“隐忧”——基础研究薄弱、创新能力差、缺乏重大原创成果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国是“制造”国家，但不是“智能制造”国家。 以生命科学为例，实验研究中使用的仪器和试剂大部分依赖进口； 尤其是高端仪器，几乎都是国外品牌。 虽然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逐年增加，但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却很少，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率也不尽如人意。

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重点基础研究。 这是我国加强基础研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举措。 近年来，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加强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到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调“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新中国70多年来科技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点有益于推动科技发展、推动基础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的经验。

1、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立足国情和世界国情，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做好近期和长远的准备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保障支持。 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强调“注重发展、赶上”到《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提出“自力更生、赶上”， “973计划”提出“实施国家重大需求工程”。 “重点基础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科学技术教育发展专项规划》指出“提高持续科技创新能力”，“ 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研究”，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我国始终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国家科技规划体系逐步形成，体现了国家在制定科技规划时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理念，与时俱进、不断调整。

2、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尊重科学研究工作的客观规律。 1961年，为了纠正“左”的错误，中央制定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强调要为受到错误批评的人平反，提到要保证科研工作时间。 该草案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对团结科技人员、推动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年来，国家历来尊重和重视科技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科”）上的讲话2021年5月28日 强调要建立保障机制，让科研人员主要精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上，让科技人员主要精力集中在科技创新上以及研究和开发活动。 决不能让科技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不必要的迎送活动、不必要的评审评价活动以及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活动上。 “十四五”规划还提出，全面放松科研人员约束，拓宽科研管理“绿色通道”。 国家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尊重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让科研人员集中精力从事科研工作，这对于促进科研成果产出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成果。

三、国家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转化。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拉开了科学技术体制全面改革的序幕。 此后，国家相继推出了改革科技拨款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建立技术市场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改革的核心是树立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思想，消除原有体制下科技与经济脱节的弊端，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进而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28日“科技三会”讲话中提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撑全面创新的基础体系。 未来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国家制度，统一政府、市场、社会等力量，形成整体优势。

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泉，从根本上决定我国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要以突破瓶颈为牵引，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厘清“卡脖子”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原理。

基础研究与创新文化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科技大会”上强调，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研究，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并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必然要求。 作为国家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科技大会”讲话精神，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加强基础研究，发挥学术引领作用，迎难而上，集中力量解决重大原创性问题。 科学问题，抢占科技制高点，构筑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快车道，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技支撑。

早在1998年，中科院就发布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率先提出创新文化建设的理念。 创新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科学精神； 培育创新文化，就是弘扬科学精神。 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创新文化建设理念也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升华。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我们以解决影响国家整体发展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为目标，将创新文化落实到日常科研工作中，加快基础研究，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加快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进程。

2018年1月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基础科学研究支持力度、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的措施。 原始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李克强总理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一个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中科院始终按照“四个先锋”和“两加速一努力”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科学院发挥多学科交叉和大型科学设施聚集的综合优势，不断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全面参与国际科技合作。 一、大力提升我国重大原创能力和水平，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大科技大会”上提到的重要成果分别来自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战略高技术领域、高端产业、COVID-19疫情防控、民生领域科学技术、国防科技创新，有很多来自中科院。 近年来，中科院在生物、信息、材料、能源、制造等领域实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 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不断推动创新和应用发展的最好证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要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系统，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集中精力研究。 良好的科研环境是科学研究的有力保障，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输出。

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发展实践

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病原实验室）于2008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微生物学”）。 病原实验室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实验室主任高福的带领下，以国家传染病防控战略需求为导向，沿着医学病毒不断深入探索该研究方向由中国病毒学先驱之一田波在微生物研究所开创。 建立以病原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为基础研究方向，以疫苗、药物等病原防治产品开发为应用方向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建设创新文化，关注国家需求

病原实验室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和而不同、跨越创新”的发展理念，主张各研究团队保持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 各班子要成为一个整体，团结一致，有凝聚力，充分发挥编制优势。 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我们以只争朝夕的创新精神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早期，病原体实验室专注于基础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走在世界科学的前沿。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在此情况下，病原实验室迅速启动流感病毒感染特征、传播机制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 经过不断积累和探索，病原实验室在新发病毒跨物种传播机制的科学前沿已走在世界前列。 此后，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2018年新发拉沙热疫情在尼日利亚和近期爆发的COVID-19疫情中，病理实验室迅速积极致力于新发传染病的病毒感染特征和传播机制研究。 对病毒感染特征和传播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明确抗病毒药物的作用靶点，为药物研发、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控制病毒传播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并重

在2015年病原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有专家指出，病原学实验室在传染病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理论成果，但在病毒防控产品的研发方面还做得不够，尚未获得独立申请。 疫苗和药物。 当时，病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在思考如何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获得抗病毒药物或其他制剂，让公众直接感受到科学的力量。 从此，病原实验室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从注重基础研究的发展模式转向基础应用并重的发展模式，成为病原实验室发展的转折点。

以新冠病毒重组蛋白疫苗为例，详细讲解基础研究如何走向实际应用。 2012年，病原实验室开始研究MERS病毒的结构和感染特征，该病毒与新冠病毒同属于冠状病毒科。 实验过程中发现MERS病毒合成表达的抗原靶点，即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RBD）以二聚体形式存在，动物免疫实验发现RBD二聚体形式比单体形式更有效。 滴度更高的保护性抗体。 这一发现激发了研究人员开发 RBD 二聚体形式的重组蛋白疫苗。 此时，安徽智飞龙科玛生物制药公司（以下简称“智飞公司”）非常看好病原室重组蛋白疫苗研究的发展前景。 经过多次洽谈，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智飞公司正式参与重组蛋白疫苗研发，并为疫苗研发提供资金。 COVID-19疫情爆发后，病原体实验室采用相同的设计理念，迅速开发出针对COVID-19的重组蛋白疫苗。 智飞公司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同时，正在进行临床和量产准备，保证了新型冠状病毒重组蛋白疫苗的快速上市。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特点

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变往往伴随着科研团队专业构成和规模的变化。 在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时，研究团队专业构成相对简单，人员规模不大，体现出“小而专”的特点，即重点探索前沿科技领域。 但基础研究取得突破后，到实际应用时，为了满足成果转化的需要，研究团队的专业构成将进一步复杂化，人员规模也将由小到大。大，体现“大而全”的特点。 因此，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科研团队领导者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调整团队构成和规模，以最佳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和应用。

结论

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 在此历史关口，加强基础研究，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全面提升我国产业水平，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环节。力量。

对于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的转化，笔者认为，如果从基础研究中获得的科学知识能够与实际问题和需求相联系，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创造巨大的实用价值。 同时，通过建立面向国家需求和实际问题的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导航体系，强化基础研究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的价值理念，无疑将对下一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发展。 最后，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为其他单位在国内探索更好的基础研究走向实际应用的模式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石毅，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生物与医学科学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第五届理事会主席。 长期从事病原感染调控分子机制、免疫细胞受体与配体相互作用与识别机制以及药物研发等研究。 对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沙粒病毒、冠状病毒等感染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曾担任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及面上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项目。 发表SCI论文100余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Cell、、、等期刊发表20余篇。

文章来源：石毅. 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探索与思考——以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为例中国科学院学报, 2021, 36(6): 7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