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作家余光中先生于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高雄逝世，享年90岁。
除了他的脍炙人口的歌曲《乡愁》，我们或许可以从陈怀恩执导的纪录片《他们写在岛上：逃亡》中了解更多关于这位老人的信息。 于先生不朽。
《逍遥游》跟随余光中夫妇的心路历程，勾勒出诗人的怀旧情怀、文学启蒙、写作风格以及与文坛的互动。 也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中西思潮交汇的岁月，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在那些铿锵有力的思绪和句子的生命史中，余光中最终将自己的身心托付给了岛南的海湾，在那里他和妻子静静地相互烛光相伴。
余光中的诗意人生
余光中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文学大师。 采访过程中，他显得十分和蔼可亲。 尽管旅途劳顿，他仍谈笑风生，言语中体现出他的智慧和真诚。
问：于教授，众所周知，您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生活过。 你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你也比较过你生活过的地方，大陆就像你的母亲。 那么南京在您心目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余光中：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我是南京人。 因为我出生在南京。 南京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所有记忆的源头。 我在南京读了小学、初中、大学。 我从1928年出生到1937年一直住在南京。 所以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南京度过的，我也在那里上小学。 我在四川上初中。 为什么来四川读书？ 因抗战，中学由南京迁往后方。 我记得那所中学叫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中学。 战后，我随中学回到南京。 高中毕业后，我又考入金陵大学。 我不仅在南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也是在这里出生、接受教育的，所以南京对我的人生影响特别深刻。
问：您曾在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学学习和任教。 您认为您当时就读的金陵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对您后来的成就有什么影响吗？
余光中：我当时还年轻，就是无知。 当时我就读于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 当然，这对我的英语帮助很大。 然而，这种潜移默化对我影响的不仅仅是大学，还有整个南京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 我大学时先住在鼓楼，后来搬到城西北。
问：您在一篇著名的文章《我的四个假想敌》中表达了您对四个女儿的真爱。 您能谈谈作为父亲在女儿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吗？
余光中：是的，我们家有四个女儿。 小时候的他们是最可爱的。 在十六、十七岁之前，他们完全属于父母、属于父亲。 于是我写了一首关于在南京穿木鞋的诗，名叫《小木屐》。 其中数量相对较少。 在台湾，尤其是过去，大家都穿木底鞋。 我的小女儿只能走路和踢木鞋。 于是我蹲下来，张开双臂鼓励她过来。 那时候，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跑向我，因为那时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是她的父亲。 但过了那个年龄就不一样了。 我只看到她回来了，没有看到她朝我跑来，因为她男朋友按了门铃。 而她很快就冲了出去，身上穿的不再是木底鞋，而是高跟鞋。 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我的四个假想敌》我也写过，就是关于他们四个的。 他们是四个地下工作人员，背着我来追捕我们的四个女儿。 而我最不利的就是他们的母亲依然站在他们这边，里里外外配合，所以最后我就成了唯一剩下的“昏王”了。 我希望我的四个假想敌能写情书，让他们练习中文，也让我看看他们的文笔怎么样。 但他们总是打电话，所以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也不懂其中的奥妙，中文就浪费了。 于是，这封伟大的情书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 因为电话安装在我的书房，所以晚上会有电话打进来。 我家里有五个女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三部电话，我每晚要接听15个电话，我都快成为接线员了。 （笑）
问：我们都知道您和您的妻子白头偕老，可以说生活安定幸福。 你对这种生活态度的解释是，你利用你的天赋来写作，然后勉强度日。 是不是这种稳定的家庭生活为您的写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或者它有时会限制你的创作灵感吗？
余光中：说到稳定性，我的青少年时期很不稳定，所以我去了三所大学。 这意味着战争使我无法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所以应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非常动荡，但那是我去了台湾之后。 生活看起来很稳定。 至于幸福，就很难说了。 也有困难时期。 后期稳定的生活为写作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
很多人认为诗人多愁善感，充满情感。 其实，情感丰富的人有很多。 诗人不一定是多愁善感的。 家庭生活并没有限制我的灵感。 至于灵感，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来自于生活。 灵感这个词最初应该来自国外，即“灵感”。 所以梁启超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干脆将其译为“Inspirichun”。 可见，不存在定理。 现在一切都被称为“灵感”。 有些人认为，如果有灵感，那就有，如果没有，那就不存在。 如果你不能写作，那是灵感的错。 事实上，我认为灵感就是当艺术家或科学家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时。 他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想太多，问题甚至会进入他的潜意识。 他还在做梦时还在思考，在走路时还在思考，直到他终于明白的那一刻。 如果有神圣的帮助，我们称之为灵感。 其实灵感就是当你不断思考、不断体验，突然间就没有了障碍。 当你想通了之后，问题就清晰地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这是不断努力的结果。 所以灵感永远不会拜访懒惰的人。 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和思考，灵感可能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艺术修养和技巧训练，即使想到了，灵光一闪，也抓不住。 就像梵高一样，他在画家中被认为是早熟的。 他画画的时间只有10年，从27岁到37岁，但他也长期刻苦练习，临摹古人的画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两三年。 早年才画出《向日葵》、《星夜》等多幅代表作。 现在每个人都喜欢他的画，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画家。 没有人欣赏他，没有人买他的画，甚至没有人爱他。 所以，灵感不一定需要丰富的情感经历，也不一定需要尝试动荡的生活。
问：您是一位诗人，但您如何以诗人的视角看待现实生活？
余光中：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必须有诗，但诗只是一个符号。 一个人想要过上诗意而鼓舞人心的生活，不一定非要成为诗人。 生活中仅有真理和美德是不够的。 似乎少了点什么。 生活中应该有艺术，无论是诗歌、绘画、音乐还是雕塑。 总之，生活中应该有美。 有一位美国亿万富翁非常疼爱他的小女儿。 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儿微笑着走过来，心里非常高兴。 那时他想成为一名诗人，但他不记得如何描述他的女儿。 真可爱，他想了半天说，啊，你像百万美钞一样漂亮。 也就是说，一个人虽然很富有，但就诗意生活而言，他可能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因为他没有想象力，连一首赞美女儿的诗都写不出来，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 因此，美是无法量化的。 这是一种质量，而不是数量。 所以王尔德说，现在人们的问题是他们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但你无法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
问：您被誉为当代诗歌大师、散文大师、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 您已出版作品集40余部。 在中国大陆，您的诗似乎更加出名，您的一首诗《乡愁》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在您看来，哪种创意类型是您最喜欢的，哪种类型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或者说，哪种文学创作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余光中：我想中国大陆很多读者都读过或者背过《乡愁》这首诗。 不过，我在大陆出版的二十、三十本书，大部分都是散文，而且我出版的散文书还是多于诗集。 我想大陆读者读我的散文可能多于我的诗歌。 我喜欢所有四种体裁：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 有时一方面事情进展不顺利，我就会从另一方面着手，交替写四件事。
问：您对翻译有何看法？ 或者您对翻译有什么看法？
余光中：翻译一下。 希腊神话中有九位姐妹，即九位缪斯女神，她们是文学艺术女神。 当然，文艺女神可以给诗人灵感。 有9个缪斯。 其中一些甚至涉及历史和天文学。 当然，更多的是抒情诗、爱情诗、史诗等。我说只是没有缪斯来培养翻译。 ，所以我说如果让我创作的话，我会创作第十个缪斯。 第十个缪斯特别支持翻译。 因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像诗人这样的普通艺术家只需要把自己能写好的东西写出来，而译者则要把别人写的东西转变成另一种语言。 普通艺术家需要有创造力，但翻译人员也需要具有适应能力，知道如何将别人的东西转变成另一种语言。 我翻译了王尔德的三部喜剧。 他是英国美学派大师，喜欢玩文字游戏。 他的戏很难翻译，尤其是他的台词，非常犀利、犀利。 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我如何翻译奥斯卡·王尔德的报告。 上一段我说了，王尔德不容易翻译。 我的中文翻译有20%的折扣，但有时我的翻译比他的好。 原文比较好。 那些与会者一开始并没有注意。 他们听到这句话，就觉得我很自负。 我说当然。 王尔德喜欢在句子中使用对偶。 对仗是汉语中最神奇的东西，因为汉语有单音节对仗，比英语方便多了。 ，所以当我遇到他的打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比他还漂亮。 并不是我比他好，而是中文在这方面比英文好。
Q：中西文化的交融对您有影响或启发吗？ 为什么你在西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认为汉语不能西化？
余光中：既有影响，又有启发。 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 中国作家必须认识两个传统，一是《诗经》的传统，二是五四以来的传统。 这一传统对作家有很大帮助。 不过，西方文学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为我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视角。 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能够永远保持纯粹，尤其是汉语的优越性。 所有的语言都和钱币一样，都需要与外币进行交流，而交流的情况比货币的比例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中国人很早就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现在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外语是英语。 当英语和汉语开始交流时，英国人学汉语的人不多，而中国人学英语的人很多。 然而，许多社会科学术语最初是从日本翻译出来的，然后又被翻译成中文。 许多难以翻译的名词都是通过声音来解决的，比如“坦克”、“引擎”、“表演”。 有些词至今仍在使用。 因此，世界上的语言很难保持其纯洁性，其面貌会通过与外语的交流而发生一些改变。
汉语是一门非常非凡和美丽的语言。 不能发展到抛弃中国文学，或者汉语追随英语而变得非常西化的程度。 这些都不是好趋势，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 大学毕业两年后，我把《梵高传》翻译成中文，三十万多字。 二十年后，另一家出版社要求我修改新版。 结果我又花了一年时间才修改。 原译只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修改了两万处。 这并不是因为我当时的英语很差或者被误解。 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了我的中文。 我现在的中文已经不像当初我精读英文，把英语的习惯带入中国人那样西化了。 我对现在的写法不太满意，所以重新洗了一下。 林语堂先生生前曾告诉我，如果有人抄袭他的书，他会立即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一生中从未用过“people”这个词，所以当他说“people”变成复数并加上“人”时，这不是汉语，他只用了“世人”、“人人”和“大家”。 汉语的西化也有两种结果，一是善性的西化，二是恶性的西化。 成功和失败是有区别的。 以徐志摩的诗《偶然》为例。 他做出了冒险的举动，但词句欧化得恰到好处。 这就是仁慈的西化。
问：您如何评价中国新诗一百年的发展？ 除了您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诗人对新诗做出了贡献？
余光中：中国新诗一百年，有很多好诗，也有很多好诗人。 从20年代至今，涌现出许多著名诗人。 不用说，早年大家都熟悉闻一多、徐志摩这样的人。 再后来，20世纪40年代的卞之琳就很好了。 他是一位非常细腻的诗人。 还有冯至，他的诗很有哲理。 至于目前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目前在上海的辛迪，另一个是多年没有写作的臧克一家。 这两个都很好。 年轻一代杰出诗人有舒婷、北岛等。
问：您认为写诗有技巧吗？ 如果有的话，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光中：其实诗歌创作的很多技巧都与同情心和想象有关。 比如夸张地说，“海上波涛高如山，即以波连波”。 然而，这种想象是非常低级的。 那么一个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万物有同情心和共鸣，自然就会接近诗人，他就能从心底与万物进行交流。 正如诗歌中的许多技巧，如明喻、隐喻、夸张、象征等，都与诗人的同情心和想象有关。 因此，以同情心、想象力和广泛的好奇心来看待一切。 雪莱说得好，“科学强调万物的差异，艺术强调万物的相似性”。 如果你能找到万事万物的共同点，你就会有诗意，你就会成为诗人。
问：您一直在通过文学推动两岸和平。 您认为双方的文化差异是什么？
余光中：你的问题有点问题。 不能说海峡两岸的文化有差异，因为实际上是同一种文化。 尽管政治形势不同，文化的源头却是相同的。 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无论你是在读书，无论你是在写作，无论你在哪个海岸，甚至在香港，或者你是南洋的华人，或者你是欧洲和世界的留学生。美国，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学者或作家，你必须了解两个传统。 一个是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就是《诗经》以来的传统，一个是小传统，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 传统。 中国作家不可能不了解这两个传统。 海峡两岸实际上都继承了这两个传统。 例如，台湾最受崇拜的神之一是妈祖。 妈祖是福建人。 她海上救人，成为台湾海峡的守护神。 她是福建人，不是台湾人。 台湾人即使是台独分子，每年过春节，过中秋节、端午节，中秋赏月，元宵赏灯过节了，他骂人的时候还是用中文。 因此，海峡两岸不存在文化差异。 存在绝对的文化差异。 即使文化现象存在一些表面上的差异，实际上也是短期政治分离的后果。 所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常说的是：“不要为了50年的政治而放弃5000年的文化”。
台湾早年吸收美国文化，非常重视英语。 现在大陆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当然，把它当作全球化的一个阶段也可以，但除了全球化，我认为中国学者还应该有历史感。 全球化是横向的宏观，而历史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识，应该是纵向的宏观。 这两个宏观是中国学者必须培养的美德。
问：你的诗《珍珠项链》对你和你妻子的婚姻生活有什么意义吗？
余光中：我给妻子写的这首歌《珍珠项链》，恰逢我们结婚30周年。 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也就是1986年。因为按照西方的说法，三十年的婚姻就是珍珠婚，买珍珠就是为了纪念。 所以当我们经过香港时，我们进入了一家珠宝店。 店里的女孩端来一个盘子，拿着一条18寸的珍珠项链，说，这个很好。 但转念一想，30年只有十八英寸，一英寸的时间是如此昂贵。
因为珍珠是圆的，让我想起晴天的露珠、雨天的雨滴、两个人之间的念珠。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阳光和雨露，幸福和困惑。
Q：您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爱情？
余光中：我觉得你不要犹豫，因为以后你可能会对爱情感到困惑。 如果你现在想追求幸福，就去追求幸福吧。 不要担心未来是快乐还是迷茫。 有人说，“只要年轻，就不会长痘”。 其实，选择青春，就必须接受痘痘。 （笑）
《余光中的诗意人生》来源：《中国文化报》2002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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