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理性思考兼论其退出机制

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性思考及其退出机制探讨本文的主要内容关键词是：财政政策论文、理性论文、机制论文。 本文档不代表本站观点。 内容仅供学术参考。 文章仅供参考，请阅读并下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审视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为导火索，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救助活动拉开帷幕。 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为辅，动作迅速且有力。如此强大，以前很少见。

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转变稳健财政政策基调，实施大规模、丰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税收等。削减开支，加大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这些政策措施将导致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元。如果按照2009年8%的GDP增速计算，财政赤字将占GDP的2.9%，接近3%的警戒线。 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 根据这一规划，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18万亿元，其中2009年和2010年分别安排5915亿元和5885亿元。 具体投资领域及金额见图1。 截至2009年9月，中央财政已安排四批投资，共计3800亿元。 ①此外还有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家电下乡等相应配套措施。

图1 4万亿元投资构成 单位：亿元

图2 美国未来五年财政赤字水平 单位：十亿美元

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今年2月，奥巴马政府推出8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国会最终批准了7872亿美元。 美国政府还通过两项单独法案批准财政部动用1.1万亿美元资金拯救金融体系，其中包括财长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房地美”400美元决议亿陷入危机。 在财政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甚至下降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自然会导致财政赤字水平大幅上升。 图2显示了2009年至2013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金额及其占GDP的比重。考虑到1960年至2008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平均为2.6%； 2001年至2008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平均为3.5%。 相比之下，未来几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增加。 水平会比较高。 ②

图3 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1亿美元。

图4 美国未来10年财政刺激计划支出单位：1亿美元

与我国以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在美国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个人退税和医疗卫生支出占据前两位（见图3）。 仅这两项就占财政刺激计划总额的50%。 55%。 所以美国的消费是最受刺激的，而基础设施只排第三。 美国财政刺激计划实施多年，使用金额逐年减少，主要集中在前三年，特别是2010年（见图4）。

二、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从世界各国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来看，世界经济已经开始逐步复苏，这说明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救助行动已经开始取得成效。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处于企稳复苏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短期内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内容和实施方式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中期进行调整。

（一）消费情况

如前所述，在美国财政刺激计划中，个人退税和医疗卫生支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这两项对消费的贡献是快速而直接的。 税收是美国最重要、最重要、最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其中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工具使用得更加频繁。 例如，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期间，实施大幅减税以刺激经济发展。 克林顿时期，为了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保证美国经济稳定增长，通过提高税率来实施增税（《1993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对于高收入群体）。 小布什政府还于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奥巴马上台后，除了推行个人退税政策提振经济外，还推动医疗改革。

我国之所以没有采取个人退税等方式，与我国税收构成有关。 以2008年为例，增值税占中央税收的比重最大，达到44.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1.7%，个人所得税仅占6.6%。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工具较为有限。 这从一组数据也可以看出：2006年1月1日，我国将纳税人工资薪金所得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这使得工薪阶层的税率从60元降低800元的税率下降到26%左右，纳税人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但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仅减少280亿元。 现在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已提高至2000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将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000元，也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通常，当居民收入较低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政府可以实施一定的惠及中低收入居民的政策措施，或者通过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来保证国内消费的增长。 我国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业补贴、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保障、加大教育投入等。事实上，很多措施正在积极落实。 例如，2009年中央“三农”支出安排7161亿元，比2008年增长20%，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较低。 笔者认为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大。

住房是居民重要的消费需求。 自2008年11月1日起，中国政府规定，90平方米以下普通房屋契税降至1%，个人销售房屋免征印花税，免征土地增值税。个人住房销售。 这些优惠政策的期限为一年。 与此相适应，金融机构对首套房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给予了一定的优惠。 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房地产价格经历了短暂的下跌，从今年3月份开始回升。 房地产价格稳步上涨，不少城市成交均价已突破历史最高水平。 。 有人曾提出“婆婆需求论”来解释高房价。 ③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婆婆的要求”，不如说是政府的要求。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银行坏账增加、税收减少等压力和困难，政府必须严防房地产行业，因为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房地产业不仅可以带动众多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刺激居民消费，还可以保护金融业。 机构资产质量等，还可以筹集4万亿元投资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结果就是房价走强，让真正需要买房的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 对他们来说，购房减税就像商家采取的先涨价再打折的策略一样，效果极其有限。 笔者认为，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政府还应该出台更多实质性措施。

（二）投资情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为7.1%，其中投资贡献了87%。 从信贷投放来看，今年前8个月，银行信贷达8.14万亿元，其中除短期票据融资外，大部分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和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政府融资平台作为主体。 笔者认为，在经济衰退、萧条时期，政府扩大支出、增加大型国有企业融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会产生挤出效应。 原因是这一时期民间投资意愿较低甚至没有。 我们愿意投资，政府主导的投资可以在应对危机中发挥先锋作用。 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领域出现“国进民退”现象，仓促的公共支出可能造成效率低下、重复建设问题，贷款结构不合理可能导致短期贷款需求不理想等。私营部门。 能否满足等等，这些都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一旦经济开始复苏，私人投资就会启动。 如果政府支出不及时收回，就会产生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复苏的程度。

因此，从中期调整改善的角度看，应从优化信贷结构入手，促进信贷流向中小企业和居民消费，从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 有学者认为，要优化信贷结构，必须减少票据融资余额。 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上半年巨额票据融资是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短期现象，主要是票据贴现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所致。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现象已经消失。 目前我国票据融资占比已下降至19%，且由于下半年信贷额度收紧，这一比例仍在继续下降，而中长期贷款占比已达到57%。 如果票据融资继续下降，信贷结构不但不会优化，反而会恶化。

与投资相关的还有增值税改革。 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主要允许企业抵扣新购设备所含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 政策。 这有利于鼓励企业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更有利于企业完成技术改造。 预计这一改革措施今年将为企业减轻税负1200亿元。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增值税改革的出台对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特别有帮助。 在我国，增值税占税收比重最高，企业负担也比较重。 笔者认为，下一阶段应在增值税、减税综合转型方面加大力度。 例如，营业税仍对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征收，按照国际惯例，应归入增值税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当经济逐渐走出危机、资源价格开始回升时，应加快资源税改革。 我国虽然从1984年开始征收资源税，但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始终较低，2008年仅为0.56%。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税征收范围较窄，仅适用于原油石油和天然气。 对煤炭等少数资源征税，税额也较低。 笔者认为，当前推进资源税改革的理由有三：一是资源税改革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 由于税额较低，在拥有大量资源的企业眼中，资源税简直微不足道。 这些企业通过开采资源获取巨额利润，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平，激起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在经济复苏阶段，特别是在CPI、PPI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资源税改革的实施不会给大宗商品价格带来太大的上涨压力，也不会对经济复苏产生影响。 相反，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调整。 。 其次，资源税改革有利于保护日益稀缺的矿产、石油等资源。 资源税水平过低，不利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影响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为中央税外，其余均为地方税，即资源税收入主要属于地方政府。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能力，缓解财政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

（三）出口方面

2008年12月1日起，财政部进一步提高了部分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等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此次调整共涉及3770个产品，约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 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当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生存问题时，提高出口退税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产品相对国外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和空间内给了出口企业喘息的机会。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会对进口国的企业和市场产生影响，尤其是同样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很容易加剧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今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迫于内部利益集团和国内就业压力，决定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为期三年，理由是中国轮胎企业“扰乱市场”。 随后，阿根廷、欧盟等国家和组织也纷纷效仿，“反倾销”领域也开始从轮胎扩大到钢铁等行业，极大损害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甚至造成了这些问题。出口公司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此外，巨额出口退税可能使“中国制造”成为低价、低质的代名词，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树立商品形象，从而影响其长远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出口退税范围和税率时，或者更笼统地说，在制定和实施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争端的政策时应更加谨慎。

出口退税政策也造成了国内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接受补贴的出口企业不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而是习惯于采取竞相压价的竞争策略。 许多出口企业几乎赚取了所有利润。 国家出口退税也给外国利益集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 更重要的是，利用假发票骗取退税，极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加大出口退税保护政策，不利于特殊时期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 笔者认为，从辩证的角度来看，金融海啸对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洗牌的机会。 在危机冲击下能够成功转型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属于“优胜劣汰”的范畴。 企业，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有竞争力和活力。 因此，我国应趁金融危机之机，下定决心进行结构调整乃至体制改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我们不能一味地对企业“特殊照顾”，而是要让企业，特别是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生存下去。 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逆境中努力变革，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3、退出积极财政政策

以上讨论了短期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短期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中期如何调整。 但从长远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退出。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及时、渐进地退出，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是长期的、固定的，就会导致计划取代市场，或者经济市场行为被政府行为取代。 ，从而削弱了市场机制。 资源配置能力。

从历史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有成功退出的经历，也有缓慢退出对经济造成损害的教训。 美国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重点控制供给、刺激内需，通过以工代赈减少失业、刺激消费，使经济迅速从大萧条中复苏。 随后，政策重点转向巩固现有新政成果，重点通过社会保障法、国家劳动关系法、公用事业法等法规，以立法形式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并实现了战后的快速增长。 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罗斯福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日本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期内提振了经济增长。 但由于金融领域的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以及财政刺激持续时间过长、药物滥用等，导致拥堵。 李嘉图等效效应④的出现不仅导致财政收支迅速恶化，而且对私人需求的提振也极其不利。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从1998年起实施了长达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实施时间较长，尤其是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来保证经济增长。 ，导致消费有效增长滞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持续不减但效率低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退出。

笔者认为，GDP增速、CPI同比增速、投资和进出口增速、国内政策协调程度、国际政策协调程度等因素都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判断退出时机和强度的指标。 。 亚洲开发银行9月22日发布的《2009年亚洲发展展望》预计，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2%，2010年为8.9%。2009年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仍将经历温和增长、通缩、以及2010年，由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预计将升至3%。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有周期。 无论周期长短，总会有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循环。 在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期，需要依赖政府的救助行动，但这种依赖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过度依赖甚至路径依赖，否则走得太远也是不够的。 一般情况下，政府主要发挥作用是在国计民生领域。 目前，我国主流经济界预计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基本在9%左右。 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时，经济就出现过热。 综合目前掌握的数据，笔者认为，经济企稳回升的趋势已经确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会在2011年下半年或2012年逐步淡出直至退出。 退出时要特别关注金融信贷捆绑带来的经济金融风险。 因此，如何建立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退出机制，以及与国外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的退出机制，是当前的需要。 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