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用微博再勤快粉丝永远比不上国内明星

2021年第一天，去年热播韩剧《爱的迫降》中的一对“CP”——韩国艺人孙艺珍和玄彬被曝恋爱。 除了韩媒爆料，中国微博也忙得不亦乐乎。

据韩国媒体报道，玄彬和孙艺珍承认恋情

上一次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几乎要追溯到“双宋”夫妇（宋仲基、宋慧乔）离婚时。 据统计，该事件发生时的2019年7月，与该事件相关的微博热搜数量达到20余条，其中最热门的一条超过42亿，讨论量超过80万。

双宋时期微博离婚话题讨论数

不排除人为操作的可能性，但韩剧的辐射效应也不容小觑。 从《请回答1988》到去年的《迫降在你身上》，韩剧逐渐脱离了十年前常见的“浪漫满屋”偶像模式。

对于粉丝来说，当梦幻般的仙女情侣和爱情故事冲破银幕进入现实世界时，总是让人肾上腺素激增。

2016年之后，韩国明星在主流文化圈的知名度略有下降。 但微博作为个人门户的密集平台，最大程度拉近了公众人物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也让中国粉丝对韩国明星产生了好奇和兴趣。 关注度不降反增。

虽然韩国明星用微博很勤奋，但他们的粉丝永远不会像国内明星那么好。

这是无稽之谈，也是不可避免的状态。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韩国明星的活动往往与韩国发达的影视、综艺节目紧密相连，两者甚至密不可分。

但即便是作为当红明星的生产领头羊，韩国艺人的生活状态也始终与我国有较大差异。 “韩国艺人90%月入3000”的话题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

这背后，却是一个娱乐大国的动荡。

“没钱就去中国”

在泫雅、“双宋”、IU等韩国顶级明星频频登上热搜之前，“身在中国”一直是韩国艺人、明星们一种充满希望和向往的状态。

在微博成为主流社交平台之前，已经有各种演员和节目谈论韩国艺术家在我国的生存和传播状况。

2009年，韩国第一代人气演员张娜拉在综艺节目《坚强的心》中首次直言，她来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当我没钱的时候，我就去到中国。”

张娜拉在节目中表示，“等我没钱了，我就去中国”。

在中韩两国娱乐艺术家多年来的交流和表达中，类似的观点不断涌现。

自2007年出道以来默默无闻的黄致列，因2016年参加中国《我是歌手4》而首次站在娱乐圈的聚光灯下，人气一夜暴涨，收入也飞快增加了一倍。 在国内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2019年韩国综艺节目《Radio Star》中，黄致烈在新专辑MV中被主持人问到“为什么发胖了”时，他回答说：“因为火锅吃太多了。中国火锅是太好吃了。” ”。

对于整个韩国明星行业来说，“来自中国的诱惑”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2014年以《中国好声音》出道的张碧晨，在韩国经纪公司组织的团体出道舞台上蛰伏多年。

张碧晨曾在采访中提到韩国练习生的日子：“合同规定一天可以吃两顿饭，但现实是每天只有一袋方便面。”

韩国艺人为何纷纷赴中国？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答案也从来没有新过。

从表中可以看出，市场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可以估计的，而且一目了然。

韩国国土面积只有我国浙江省的大小，人口基数还不及我国山东省的一半。 即使娱乐产业极其发达，但市场却极其有限，这必然会导致供给过剩，直接拓宽其海外扩张路径。

据现有数据显示，韩国艺人的收入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2017年，韩国国税厅数据显示，一年内进行个人收入申报的15423名演员中，人均年收入约为6800万韩元。 其中，10%上游演员平均年收入为3.6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其总收入占所有演员收入的86.8%，而其余90%的演员平均年收入为3.6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演员年薪仅4.6万元——上游1%与下游90%的年均收入相差300多倍。

韩国《导报经济》曾披露韩国三大电视台设定的演员片酬等级：最低6级，最高18级。 以主流电视台之一的《KBS》为例，每10分钟的最低演出费用为3.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0元），而18级演员的10分钟标准为1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800）。

这也意味着，被列为最低级别的演员，如果每月拍20天电视剧，包括餐费和交通费，一年收入将不足8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万元）。

因综艺《我们结婚了》而人气飙升的韩国组合中国籍成员曹露曾透露，自己在韩国出道6年收入几乎为零，“一直靠着以热情支持她的梦想。”

回望中国。

在中国大陆，明星的高薪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据2017年福布斯明星收入统计，中国前10名名人的总收入超过22亿元，一线明星的整体年收入也达到500至600元。 大约10,000。

具有相同“咖啡地位”的明星在中韩两国可以获得不止一级的薪资差异。 收入差距直接带来人才和资源的流动，这是全球市场的基本规则之一。

韩国演员在中国的收入能提高多少？

据韩国媒体报道，通过《男人》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出名的韩国演员李光洙，因出演中国综艺节目获得了5000万至2亿韩元的片酬； 此外，他还因拍摄广告而获得报酬。 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0万元。

2018年韩国五大电视台之一的KBS脱口秀节目《快乐》中，韩国歌手黄致烈谈到自己在中国的收入：“就想想是韩国的100倍。”

韩国歌手黄致烈谈到中国的画面接收情况时表示：“就相当于韩国的100倍吧。”

除了收入直接带来的市场倾斜外，在创意层面，在文化交流和资本流动宽松的推动下，合拍片、合资娱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团队进入内地，同时也吸引了人才。 流向中国大陆，如《来自星星的你》导演张泰佑在中国合拍的院线电影《梦想合伙人》。

与韩国近乎饱和的竞争机制相比，中国市场的活力、发展和创新不断吸引着韩国娱乐项目来到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艺术家来中国的热情降温了，但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肯定不会下降。

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韩流”这个词来概括了。

一场来自本世纪末的海啸

转眼间，“韩流”流入中国已经20多年了。 自本世纪末这个词诞生以来，它既成为一种文化海啸，又成为一种历史社会现象。

说起当时韩国的时代巨变，不可忽视的一年就是1993年。

1993年，中韩刚刚建交，韩国民选总统金泳三上台，国家正式开始民主化。 在此之前，韩国历史上欠下的债务不容小觑，新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同样是在这一年，一部叫做《嫉妒》的韩剧被央视引进到我国，但是刚开播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水花。

韩剧《嫉妒》剧照

随后，金融危机席卷亚洲。 在国家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韩国将目光转向文化产业，努力用文化带动国家振兴。经济。

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举全国之力支持大众娱乐产业发展。 此后十年辐射整个亚洲娱乐圈的“韩流”，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流水线汗水偶像生产工厂。

在一定时期内，文化产业振兴计划确实取得了成效，在全球文化圈特别是亚洲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99年至2000年，韩国文化产业增长率达到23%。 短短几年时间，凭借影视产业的发展和政策扶持，韩国已成为亚洲电影产业和电影类型最多元化的国家，在商业和艺术上享有盛誉。

投资回报率低也让韩国影视产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好莱坞大片。 上世纪末左右，《冬季恋歌》、《大长今》、《浪漫满屋》、《我叫金三顺》等热门韩剧相继登陆中国卫视，一系列韩剧也相继登陆中国卫视。浪漫开始了。 统治大陆荧屏数年的韩剧时代正式开始。 打开。

电视剧《浪漫满屋》剧照

据央视统计，仅2003年，全国共播出韩剧67部，其中《夏娃的诱惑》《蓝色生死》一度成为80后的集体青春记忆。

正是在这个时候，韩流巨星热潮开始正式拉开帷幕，其升级速度远远超过了内地娱乐圈。 它不断迎合几代观众不断变化的品味，定制艺术家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但既然是商品，就需要用商品的逻辑来预测未来。

2016年前后，随着中韩关系恶化，韩流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韩国几大明星金宇彬、裴秀智来华计划被取消，EXO上海演唱会也被取消。

韩国娱乐公司市值也暴跌。 据韩国央行2017年10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过去一年韩国“音频、视频、影像及相关服务”领域的外汇收入为5150万美元，较9月减少1430万美元，下降21.7%。 韩国该领域外汇收入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创近13个月新低。

2016年8月3日15:00韩国主要文化产业及娱乐公司股票概览

海外市场的萎缩带来如此严重的创伤，反映出近年来国内市场和生态的异常增长。

《华盛顿邮报》曾将韩国称为“三星共和国”，意思是韩国人一生中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财阀垄断和社会秩序固化是韩国艺术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种完整稳定的大规模造星机制，早已因过度包装、同质化、脸谱化严重、替代性强、对艺人过度压制而千疮百孔。

魔鬼创造了一个星国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韩国的明星产业起步早，整个产业链相当完整和专业。

这种专业知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艺术家为中心的。 多年来，韩国在培养明星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取消严酷的实习生制度是其首要任务。 在这条大规模的造星生产线上，艺术家需要经过标准化的打磨和改造，最终被批量生产成完美的产品供大众消费，最终获得成功。在表演、音乐等方面有很强的天赋。

韩国男子组合东方神起

截至2016年，韩国练习生人数已达100万人，但最终与经纪公司正式签约的只有1440人。 也就是说，700人中，只有1人能够成功出道。

在高强度的产业造星流水线上，经纪公司不断地大量生产艺人，然后强行进入已经饱和的市场。 如果一款不受欢迎，就会立即推出下一款。 这让很多艺人生活在“一日不曝光，可能会被淘汰”的重压之下。

即使出道成功，也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将艺术家视为商品，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快速替代意味着更严峻的压力，个人隐私不受保护、恶意舆论攻击、收入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合约跳票等等，都加剧了艺术家的心理脆弱性。 。

更可怕的是，韩国娱乐圈长期形成的行业潜规则和等级制度，加剧了艺人作为商品的透支。 当他们的生命和生计被无限透支时，结束生命或许成为最后的选择。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17年间，韩国艺人自杀人数超过30人，包括李恩珠、郑多彬、崔镇镇、张紫妍、金成民等。

2009年引起轰动的“东方神起解约事件”中，韩国大型经纪公司SM旗下艺人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曝光了他们签订的奴隶合同，其中有15年的合同期限，每人都可以只得不到0.5分。 专辑销售利润的%、全年仅休息一周、数千亿韩元的违约金等。

近年来，外界更加关注韩国明星光鲜外表背后的残酷机制。 除了几年前震惊世界的李胜利、张紫妍等事件外，去年人气女星崔雪莉的自杀事件也暴露了韩国明星的现实。 持续存在的制度黑洞。

2009年3月，27岁的韩国女演员张紫妍因合同限制，被经纪公司老板强迫长期为各界高层提供性服务。 最终她不堪忍受而自杀。 目前该事件尚未得到法律的澄清。 处理。

“崔雪莉、张紫妍等人”一直在试图逃离、寻求帮助，但黑洞却始终存在。

如今，尽管“韩流”在我国不再像19世纪建交前后那样活跃，但源自韩国的造星模式却在中国被复制和炮制。

近两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国民级综艺节目的原型仍然来自韩国。 节目中涌现的很多人气选手，如孟美岐、吴宣仪、黄明昊等，都拥有韩国训练背景。 拥有大量优质偶像练习生资源的乐华娱乐也与韩国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火箭少女101是在《创造101》中出道的组合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资本过度注入和游资追逐利润的阶段后，韩国影视产业多年来在影视制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其重写、独特视角等专业的创作态度始终值得借鉴。

文化产业、市场生态与作为从业者的演员、艺术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仍然只关注那些极端疯狂的造星路线，不仅会偏离真正应该重视的文化创造轨道，甚至无异于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