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苏日记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为何被毁？台边

“爬上去拍照吧！” 就在记者拍摄紧闭的大门时，两名骑摩托车的路人停下来。 男子四十多岁，女子三十岁以下。 他们也要去观看演出。 这座距山脚桥沟5公里的平型关原有关门城楼，早已被毁。 八路军伏击日军时，这里是国民党晋绥军与日军作战的战场。 和关门附近明代长城的残存一样，几十年前的历史在这里如同数百年前的历史一样清晰可追溯，但同样模糊不清。

山下白崖台旁的平型关胜利纪念馆最早是1969年由北京军区组织的部队修建的，山顶那座高大的纪念碑从几公里外都能清晰可见。 《灵丘县志》记载：“第一次展览时，展厅内陈列着大量八路军指战员的图片、资料、武器装备以及被日军缴获的战利品，还有二楼展厅里有一个大型电动沙盘，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平型关胜利的战况。”然而，展厅只开放了三个多月，很快就在1971年10月关闭了。“解放军负责管理纪念馆的军队被勒令撤离，所有展品被移走。 后来，这些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大多被毁坏或丢失。”1986年8月11日，亲自参与和参与指挥平型关大捷的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山西省拨款修复纪念馆。但除了当年的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像外，大部分当年的历史文物都少之又少。

有人指责中国人在记忆中过于功利。 平型关目前的情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无奈地证明了这一点：看热闹的当地人中没有人能说清楚，也没有人关心60多年前发生了当地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事实上，战场旁边的关帝庙是在淘金者的捐款下修复的，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在战后30年后回到西班牙时曾问自己：“他们还记得我记得的历史吗？”

值得一提的是，平型关胜利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写有八路军第115师数十名参战营级以上干部的完整记录和介绍，并拍照留念。绘。 名字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细节之一，因为它没有留下想象和修改的余地，也最容易经过历史的洗礼而保留和沉淀。

武汉会战的七天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登上武汉政治舞台

记者◎李静特约通讯员◎雷静

周恩来的新角色

2月14日，冯玉祥在武汉的公寓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周恩来。

一周前，周恩来通过冯玉祥的下属卢忠林向冯玉祥表示愿意会见他。 据冯玉祥秘书编的《冯玉祥日记》记载，冯玉祥起初对这一提议颇为警惕。 他请卢忠林转告他：“因为外面耳目众多，不方便见面，但不见面我们可以尽量做到默契。” 但不知为何，冯玉祥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恩来和冯玉祥主要谈了对抗战当前形势和前途的看法。 他们“谈得很畅快”，尤其是前期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 当时担任冯玉祥秘书的于志功回忆说，周恩来还向冯介绍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条纲领”的精神，“赢得了冯先生的称赞”。和支持。”

“极其精明细致，极其令人尊敬和钦佩。” 当晚，冯玉祥在日记中描述了周恩来。 可见，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给冯玉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于志功回忆，周离开后，冯玉祥对周围的人感叹：“我知道的太少了。” 第二天，冯在自己的会客室里写下了八个大字：“吃得太多。”读书太少。”这意味着他不如周恩来。

从此，周恩来与冯玉祥开始了近10年的交往。 “此后，他经常派专车接周恩来到他的公寓接见。”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与陈绍宇（王明）、秦邦贤（博古）、邓颖超等人从延安抵达武汉，会见了先期到达的叶剑英等人。 此前，中共决定在武汉组建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

一周前，还有一个月就满四十岁的周恩来在武汉就任新职务——“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 “墙内兄弟相恨，墙外忍辱。” 当国共两党再次走到一起，共同抗击民族危机时，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声誉的周恩来自然成为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最佳人选。 候选人。 1938年初，北伐期间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军队政治部。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陈诚担任所长时，只是一名炮兵连长。 深知“辈分”的陈诚亲自前来邀请周恩。 与此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还通过国民党元老、副院长张群邀请周恩来行政院任职。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以“担心引起两党摩擦”为由，礼貌地拒绝了这两次邀请。 但在蒋介石的再三坚持下，周恩来同意出任。 在这个平台上，周恩来很快利用个人魅力和早年与国民党高层的相识，迅速、轻松地进入了自己的新角色。

几天后，周恩来应白崇禧的邀请，给路过武汉、即将奔赴前线的广西学生军讲课。 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主要武装分子，经常会见周恩来。 一个月后，当他被派往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白崇禧在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到他家中咨询抗敌政策。 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介绍，10月25日凌晨，周恩来从武汉撤退时，恰巧看到身着军装的白崇禧站在路边。 原来，他的吉普车因故障抛锚了，正在修理。 周恩来立即下车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远了，赶紧上我的车去长沙吧！ 白崇禧随后坐上周恩来的车一起离开。 “两人在车上聊了很久，从个人背景到国共合作，我们都聊到了抗战形势。”童小鹏说。 当时，白崇禧还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我很感激你（共产党）没有来我们广西！” 而周恩来还借此机会与白崇禧等广西军阀进行了交谈。 该做法是肯定的。

此时的周恩来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十年内战期间长期孤立之后重新与外界接触的形象。 在此之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与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隔绝。 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少数外国友人去过陕北并出国报道过。

武汉的“复兴”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亲自邀请老舍，希望他出面团结流亡到武汉的文化人士，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1937年11月，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与妻子分居，只身从济南逃往武汉。 他曾说过：“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我就是抗战者。”

当时的武汉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包括胡风、肖军、萧红、沉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金山、舒修文、冼星海、崔伟等。因上海沦陷而逃亡至此。 。 他们的到来使武汉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老舍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和邀请。 经过老舍、杨汉声等人的筹备，一个月后，“文学协会”开幕大会召开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任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13人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在“保卫武汉”的紧张气氛中，文协成立大会上出现了罕见的热情和谐的一幕。 当选文化协会理事的冯玉祥也在台上热情表演。 轮到他表演时，他走上台，弹起手帕，大声唱起泰山民歌《柴夫儿子》，赢得满堂掌声。 于志功回忆道。 会后，冯玉祥在浦海春宾馆设宴款待了全体出席会议的文艺界人士。 文艺界五六百人齐聚一堂，共话团结抗战。 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十年后仍能感受到。 冯玉祥在异国他乡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在武汉，最好的事情就是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打仗。比如，在汉口成立的抗敌文学协会，就是由舒舍鱼（老舍）领导的。” ）等人是的，听说这些拿笔的作家平时都挑剔我，批评你，这次谁都不容易相处，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报仇雪恨；我们整个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敌文学会，大家团结起来，把怨灵集中在敌人身上！”

“今天到会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全国各地的文艺作家空前地团结在全国人民面前。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近代以来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历史上都存在的。”这样的团结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出席文化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 老舍后来在会议报告中对这次会议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现在轮到周恩来先生发言了。 能和这么多文人墨客坐下来吃饭，他很高兴。 不，他不仅对这顿饭感到高兴，而且对每个人都如此亲密、如此协作地一起工作感到高兴。 他说，要想办法给“文艺协会”弄点钱，让大家多写文章，让协会的事务取得更大的进展。 最后（眼含泪水）他说他必须告辞了，“因为我的老父亲今晚十点就要到汉口了！（众人鼓掌）暴敌给我们造成了损失和不幸，暴敌给我们带来了损失和不幸。”也让我的老父亲被迫南下，生死的分离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团结！

极具感染力的周恩来让这些文学艺术工作者充满敬佩。 后来很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选择了共产党。 为吸引革命青年，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还帮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 据“八办”提供的材料，“仅根据1938年5月至8月的记录，这个数字就已达880人。”1938年8月、9月武汉局势紧张后，党组织加强了对努力动员大批工人、学生等前往延安，往往是二十人、三十人、五十人、六十人甚至一百多人的集体，大批出发前往延安。” 这其中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武汉在敌人入侵之前经历了短暂的文化繁荣。 郭沫若曾认为，抗战的武汉时期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周恩来组建的“名人内阁”

这一天，郭沫若还在长沙静静等待周恩来从武汉赶来的最终决定。

1938年1月，46岁的郭沫若带着刚在上海认识的于立群来到武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流亡日本近十年的郭沫若偷偷潜回国内，结识了比自己小20多岁的左翼女演员于莉。艺名李明健，上海人。 上海沦陷后，郭沫若、何香凝、邹涛芬等人先到广州，后转战武汉。

军委政治部下设四个部门。 刚到武汉的文化名人郭沫若，就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宣传第三部部长人选。 郭沫若一开始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认为去三馆是帮蒋介石的忙，干脆离开武汉，前往长沙“逃亡”。 据《周恩来传》记载，三天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郭沫若去做工作，郭沫若最终答应了，“但他希望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光明正大、快乐地工作”。 周恩来还劝他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要忍受内心的“孤独”，郭沫若最终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当上了三部主任。

1938年4月1日，政治部第三部在武昌昙华林成立。 67年后——2005年5月21日，记者在武汉采访时，再次来到三会堂旧址。 武昌昙华林路是一条长而略窄的路。 经过多方询问，我们发现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就隐藏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

绿地里一栋两层的红顶建筑静静地矗立在现代化塑料场馆的另一端。 “它见证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历史，也见证了文化名人云集于此、团结抗战的历史。” 江校长一边介绍着我们，一边带我们来到这座已经有些斑驳的小楼。 姜校长说，解放后，这座二层楼被用作学校教职工宿舍。 直到文革结束后，革命旧址才重新受到重视。 老师们搬走了，大楼变成了纪念室。

事实上，这里原本是政治部总部的办公地址。 郭沫若后来在《红博曲》中写道，只有通过一条又窄又长的后街才能到达。 那条后街只能勉强通过一辆车，“官员们认为交通不方便，很快就搬走了。” 所以，第三殿才能够“独占”这个地方。 包括杨汉声、傅抱石、田汉、徐悲鸿、石东山、光蔚然、冼星海等著名文化人物，担负着各项任务，可谓人才辈出。

“那是周日早上，我和父亲从江汉关坐船到武昌，黄鹤楼周围，从马路到几百级台阶，都挤满了人。” 1927年出生的徐明廷老人仍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楚地记得参加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 当时，11岁的徐明婷还是特三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本次活动由第三馆主办。 作为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实际上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三厅的工作上。

对于普通武汉人来说，周恩来、郭沫若并不是陌生的名字。 “当时武汉的报纸经常宣传他们。” 致开幕词的郭沫若充分发挥了他热情奔放、情感丰富的诗人特长； 郭沫若接着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分析了抗战形势，从东北、华北到华中，每个地方他都很熟悉，讲起来也很轻松。下面的观众“最后一项是冼星海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砍日本鬼头》等。”当时，这些“这首歌在武汉很流行，学校老师也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民族危机正面临着，每个人似乎都在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对侵略者的不满。”

数十万人从黄鹤楼开始沿着武昌的主要街道游行。 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孙中山的肖像，后面是国共两党抗日将领的肖像。 许多人举着用纸扎成的坦克或飞机形状的彩灯，没有彩灯的则拿着火把。 游行队伍穿过街道时，附近的人们跟着鼓掌或唱歌，时不时还有手持火把的人加入进来。

“我和爸爸跟着队伍，一直到了赛马场附近。汉阳门江边停着很多船，合唱团都上了船。冼星海在船上指挥着大家继续唱歌。”河上船只在游行，岸上的人们也在合唱。” 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徐明廷老人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场景：“火把、灯笼继续，歌声从一艘船传到另一艘船，升上天空。忘记饥饿，忘记疲劳。”

这次活动也是周恩来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军委宣传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当外界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折服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童小鹏则见证了他的努力。 由于政治部设在武昌，周恩来就住在汉口。 每天上午9点前，他都会渡江赶到武昌政治部工作或开展统战活动，晚上则渡江返回汉口处理许多紧急事务。 因此，处理中共内政的会议往往要在半夜召开，有时要到凌晨才结束。

“董先生（董必武）年纪大了，开会太晚了，他经常要在躺椅上小憩一下，然后才能起身继续开会。” 童小鹏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兼机要科长。 白天，他忙着整理记录、传阅。 打电话等杂务本来就很累，“所以晚上开会做笔记时经常打瞌睡”。 有时当我第二天起床整理前一天晚上写的会议记录时，我什至都认不出来了。

首次展现外交风范

1938年2月14日，恰逢农历元宵节。 上午9点左右，三架日本飞机飞越郑州上空，在繁华地段接连投下数枚炸弹，将正在观看舞狮、陆船、龙灯、高跷的市民瞬间炸死。

今天的汉口长春街57号，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这座青灰色的方形建筑乍一看有些单调，但当你向门内看去，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它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工作人员称，南京失守后，南京“八办”并入武汉“八办”。 原来位于汉口伏羲一路安仁里（现民新一路）的房子已经不够用了。 董必武、叶剑英与汉口市政府协商，将原日租界的日商大和银行划归“八办”。

严格来说，这座旧址并非周恩来等人工作的“武汉八办”——1944年，这座房屋在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时遭到严重损毁，直到1978年才恢复原状。原来的设置，楼上某层还有陈绍宇（王明饰）、周恩来、秦邦宪（博古饰）的房间。 然而，王明的房间却锁着。 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因为王明随后的“政治错误”。 “这个房间一直不对公众开放。

当时这座建筑见证了一些我们将变得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1938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这里会见了加拿大共产党委派的白求恩医疗队。 经周恩来介绍，白求恩从这里抵达延安； 八个月后，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也抵达“八办”，并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并会见了周恩来。

“他能言善辩，精力充沛，知识渊博，有一双聪明、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罕见的浓眉。” 与柯棣华大夫一同前来的巴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对他印象深刻。 ” 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 他正在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房间里挤满了记者，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 我们坐在角落里听着。 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阐释了如何动员全国群众抗击敌人。”周恩来给这些国际友人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忙碌，“似乎连时间都没有”每天刮胡子。 不”，“接待工作不断被电话和记者打断”。 “他见到我们，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看上去很高兴。他说，八路军会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欢迎。”

几天后，巴苏和柯棣华再次见到了周恩来。 巴苏后来在日记中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又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 “在所有的客人中，周恩来是唯一一本正经的人。 非常近距离地观察着他。 他吸引我的是他机警、聪明、富有同情心的眼睛。 安娜（注：德国好友Anna Lizer）表示，20年后，我们会熟悉他。 自豪的。 我补充道：‘为什么这么晚？ ’”

1938年10月25日凌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办公室口述了在武汉发表的最后一篇社论后，率领最后一批长江局工作人员撤离武汉，在武汉留下了近乎完美的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为本文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