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的原因是什么？

二女儿友珊在香港参加华侨入学考试，第一志愿被分配到台大外国语言文学系。 听到这个消息，我松了一口气。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四个女儿都嫁给广东男孩了。

当然我对广东男生没有偏见。 在香港的六年里，班里有很多可爱的广东男孩，很受老师欢迎。 却被要求让我的四个女儿全部被那些“漂亮男孩”和“幸运男孩”抢走。 走了，却又舍不得离开。 然而，女儿嫁给谁，说得通俗一点，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神秘一点，就是命运。 父亲为何要患得患失呢？ 更何况，在这件事情上，母亲往往是走在最前线的，自然就成为了女儿的贴心顾问，甚至是亲密的战友。 战斗的目标不是她的男朋友，而是她的父亲。 等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面夹击，局面很难扭转。

在父亲眼里，女儿十岁之前是最可爱的时候，因为那时她就完全属于他了。 在男友眼里，十七岁的她是最可爱的，因为那时的她就像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已经专注于外面的世界。 我的父亲和我的男朋友本质上是矛盾的。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年幼的女儿更完美的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她会长大，除非你用冷冻的方式把她藏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但这很可能是违法的，迟早她的男朋友会骑着马或者骑着摩托车把她吻醒。

我没有使用太空舱的低温睡眠技术。 我让时间推着我，日月轮转，当我再次揉揉眼睛时，我发现我的四个女儿已经相继长大。 过去的童话之门已经重重关上，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四个女儿分别是珊珊、友珊、佩珊、吉珊。 它实际上可以排列珊瑚礁。 有一次，珊珊十二岁的时候，不满九岁的佩珊突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嘿，我告诉你，我的妹妹是个女孩！” 在场的大人们都笑了。

曾几何时，可笑的佩珊本人，甚至是最天真的季珊，在时间的魔杖下都变成了“女孩”。 黑暗中，四个“男孩”正悄悄向我靠近。 尽管我屏住呼吸，踮起脚尖，我还是感觉到身后有四双眼睛。 和所有坏孩子一样，他们的目光炽热，怀有不怀好意，只是等待着。 到时候，他就会站在灯光下，露出虚伪的微笑，喊我一声岳父。 我当然不会回答他。 没有什么是那么容易的！ 我就像一棵果树，多年来一直矗立在这里。 它经历过风霜雨露，在不堪重负中换来了很多果实。 而你，一个偶尔路过的男孩，伸手去摘水果。 你活该被树根绊倒！

但最烦人的是，树上的果实似乎落入了路人的手中。 树妖行人不应该擅自前来摘果子，但行人却说果子刚刚掉下来，他接住了。 这种事情只有内外协调才能成功。 我结婚的时候，不是有个小姑娘给贼开门吗？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确实是对的。 但那一刻就像此时此刻一样。 同一个人过马路时讨厌汽车，但开车时讨厌行人。 现在轮到我开车了。

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五个女人的陪伴。 浴室里弥漫着肥皂和香水的味道，沙发上散落着皮包和卷发器，餐桌上也没有人与我争饮料。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戏称我们家为“女生宿舍”了。 作为“女生宿舍”的舍监，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人，尤其是别有用心的男客人。 然而，我控制下的女孩子，尤其是前面的三个，却变得“不稳定”，这让我想起了叶词的一首诗：

一切都崩溃了，失去了焦点。

我的四个假想敌，无论高矮胖瘦，学医还是文学，迟早他们的真面目会从我的怀疑和恐惧的迷雾中显露出来，他们会一一挺身而出，或者他们会扭来扭去，咕哝着自己的话。 还是开门见山，毫不羞耻地说，总之，他要夺走他的爱人，我的女儿，对不起，从现在开始。 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何况我在明处，他在暗处，而且我家里还有个“叛徒”支持他，真是防不胜防。 只是没有及时冷藏四个女儿，不让时间被拐走，也不让社会被污染。 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的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都已经长大了，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 先下手为强，才能占据上风。 这件事情应该趁四大假想敌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解决掉。 至少美国诗人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1902-1971）是这么建议我们的。 在一首精彩的诗《女婴之父要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Baby Girls）中，他说，生下女儿吉尔后，他感到不安，觉得有一种男孩在某个地方。 莹也在成长。 虽然现在他还一头雾水，口吐白沫，但是以后他就注定要抢走他的姬儿了。 所以每当父亲在公园里看到婴儿车里的男婴时，他的表情都会变，他会暗想：“会不会是这个家伙？” 想着想着，他就变得“又杀气又可爱”。

（我的梦想，恐怕是），我要把男婴的别针解开，在他的滑石粉里撒上胡椒粉，在他的瓶子里撒上盐，在他的菠菜汁里撒上沙子，然后扔掉。 游泳头的鳄鱼来玩了把他放在婴儿车里，逼得他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娶了别人的女儿。 这说明诗人已经把他未来的女婿当作了假想敌。

但为时已晚。 正如纳什在他的诗中所说，不立即做出决定并采取非常措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如今的局面，用历史书上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入侵已深”！ 在我女儿的墙上和桌子上的玻璃垫下，有过去的海报和剪报，包括披头士乐队、贝丝和大卫·凯伊。 西弟的形象现在换成了男朋友的形象。 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侵略军占领了，这场战斗是必败无疑的。 记得小时候，这类照片还是保密的。 它们要么藏在枕套里，依附于梦想，要么深藏在书堆里。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们拉出来，着迷地看着它们。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天24小时呢？ 在你面前受过崇拜吗？

这伙可疑的假想敌是在哪一年哪月开始侵入厦门街余家的，已无法确定。 只记得六年前搬到香港后，攻城军被一群说粤语的青少年接手。 至于战斗的详情，就得去问名义上守城的女将了。 我这个“昏王”已经想不通了。 我只知道敌人的炮火首先瞄准的是我的邮箱。 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时间久了就能猜出来。 然后它就集中在我的手机上。 “撞击点”在我的办公桌后面。 我的文艺园就是他们的战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震荡。 那些粤语声音多达九个声调，让我很难判断敌情。 现在我正带着游山回厦门街。 轮到我老婆去抵抗另一边的广东队了。 我在这里，只要关注台湾运动员，任务就会轻松很多。

对邮箱的攻击就像一场战争无声电影，所以没关系。 其实我宁愿热血青年认真写情书，这样他至少可以练好作文，不至于在电化时代丢掉语文。 最可怕的是手机被枪击了。 一连串的警钟声将战场从门外的邮箱扩大到书房腹地。 无声电影变成了体验声，假想敌发射了实弹。 更可怕的是，假想敌真的闯入城内，成为了真正的血肉之敌。 这不再只是想象和好玩，就像军事演习中突然爆发一场真正的战斗一样。 真正的敌人是可见的。 在某女儿的帮助下，他占据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个人窃窃私语。 即便是相爱的时候，气氛也浓到了无法分手的地步，一家人都窒息了。 来。 此时姐妹俩已经退到了很远的地方，谁都看得出情况有所不同。 如果敌人留下来吃饭，气氛就会更加紧张，就像在摆姿势拍照一样。 四姐妹似乎在鸭池般的餐桌上表演哑剧。 就连他们的筷子和勺子也仿佛收到了消息，顿时变得小心翼翼。 知道这个嚣张的小子未必是自己真正的女婿（谁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现在正处于十八变中的哪一种？），心中不由自主的升起了淡淡的敌意。 她也知道，女儿就像瓜熟​​了，总有一天会死去，但她希望她不要跟随眼前这个嚣张的男孩。

当然，四个女儿也有各自不乖的时候。 我怀着愤怒的心情，恨不得那四个假想敌尽快出现，把他们全部带走。 但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一定会再次后悔。 我可以想象，人生中最孤独的两个时刻就是你退休的时候和你最小的孩子终于结婚的时候。 有一天，宋琪对我说：“我真羡慕你的女儿们都在我身边！” 真的吗？ 至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也许真的要等到最小的季珊和假想敌去度蜜月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坐在空沙发上，翻着儿时的相册，回忆起六人长途旅行的盛况。车里的人，或者是饭桌上，热气腾腾的蒸汽，明亮的灯光大家共享。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就像船后的涟漪，事后总是觉得很美好。 这么一想，我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笨手笨脚的年轻人，能多被拒绝几次，慢点出现。

袁枚赋诗，形容生下女儿是“爱情的第二辆车”。 这个落书包很有趣，但也暴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按照袁枚的说法，我连续击中了副车四次，这已经是足够高的命中率了。 玉寨的四个小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四个小妇人。 假想敌包围，如果你问我选女婿的条件是什么，我可能一时无法回答。 想了半天，我或许会说：“这件事上，有月下老爷子的婚谱，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包括韦固。有两个有情人，誓言要成全。” ‘二人同心，力可断金。’”我何必违背别人的意愿，站在中间呢？ 更重要的是，一生的事件是神秘且不可预测的。 不可能事前推理，事后后悔。 就算交给21世纪的计算机，恐怕也无法计算出概率。 不，只要像以前一样表现出你的慷慨，假装轻松，并获得开明父亲的声誉。 到时候戴上私印就可以当主事了。”

提问题的人笑了，指着我说：“你说‘假装放松’是什么意思？说明你心里不放松。”

当然我也不是很放松，不然我也不会成为他们的父亲。 例如，种族问题就非常令人不安。 如果我的女儿疯了，爱上了一个耸肩、摊开双手、不停嚼口香糖的奇怪小家伙，我该怎么办？ 理性上，我愿意“有女婿无差别”，做一个慷慨的世界公民。 但在情感上，我还没有大度到让一个手臂毛茸茸的像猿一样的年轻人抱着我的女儿跨过门槛。

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严防夷夏”的时代了，但也没有必要把一个简单的家庭扩张成一个小联合国。 问的人又笑了，问我有没有听说过混血儿比普通人聪明。 我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不想有一个天才的混血孙子，我不想让天才叫我，我想让他叫我爷爷。” 提问题的人不肯放弃：“省注册呢？”

“省份并不重要，”我说。 “我是苏和福建联姻的产物，这不是很糟糕吗？我母亲从福建给武进写了一封信，说那里有人向她求婚。我父母大惊小怪地说：‘到此为止了。’”走开！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南蛮人！ 后来父母发现，“这个福建大叔除了语言不通，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这几年，这个广东小伙子一直执着，给我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有一天，福建和广东会形成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有一个台湾小伙子对我很谄媚，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和我谈论文学和诗词，所以我不会为难他。外省的男孩子，从黑龙江到云南，都有说各种方言的男孩子，只要我女儿不讨厌他，我当然欢迎。”

“知识呢？”

“你什么都可以学，不一定要成为一名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件事：你必须精通中文。如果你不精通用中文来说，你会给你的孙子们带来麻烦！”

客人又笑了。 “外貌重要吗？” 他又问。

“你真是无知啊！” 这次轮到我笑了。 “这种事情我女儿自己都会注意的，我何必去担心呢？”

傻客人还想再问下去，突然门铃响了。 我起身打开门，发现长发乱糟糟的，又一个假想敌来袭于家。

1980年9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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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对毕业多年的师兄师姐喜得贵子。 在祝贺我的同时，我想到了余光中先生的这篇文章。 当然，我也想到了巴德人民教师老白为他的小女儿所做的一切。

现在的年轻人感觉自己的生活很艰难，现在的父母也处于“辛苦”模式。 两代的难度指数是同步的。 继续教育、就业、婚礼和葬礼，更不用说毒品和性了。 生活中，坚持让孩子干惊天动地事业的父母并不多见。 一般来说，他们一生都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常人一样。

虽然有的孩子反映，“别人家的孩子”时不时会玩达摩克利斯之剑，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父母总是用放大镜来审视我们的点滴进步，有时甚至到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地步。到了我们买不起的地步。 然而，如果没有他们，那些证书、分数、奖项、offer等等，就会失去大部分的意义和快乐。

如果你想起来了，就回家看看或者打个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