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毛泽东创作六首诗词:文章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曾说过：“文章是因应景而作，歌诗是因应景而作”。 毛泽东长征诗艺术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过程，热情歌颂了红军无畏、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它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英雄志向，是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共创作了六首诗，分别是《忆秦娥·楼山关》、《三个十六字令》、《七路·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六言诗献彭德怀同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长征是指毛泽东本人经历的长征，即中央红军的长征，从1934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35 年 10 月。

长征期间，红军处境血腥险恶，毛泽东也险些死里逃生。 然而，这恰恰激发了毛泽东的创作欲望。 1949年12月，在访问苏联的火车上，毛泽东对同行的苏联人费德林这样说：“当一个人处于极端考验、身心疲惫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只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了，但我仍然有诗来表达如此严峻的现实，恐怕没有人能解释这个现象……当时我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我写了几首歪诗，虽然文笔不好，但现在条件好了，生活稳定了，我一行也写不出来。”

毛泽东长征时期的每一部诗歌作品都有特定的创作时间、地点和渊源，有其特定的内容。 这里我们主要从共性的角度对它们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以了解波澜壮阔的长征和伟大的长征精神。

雄关长路坚如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谈到实现中国梦。 他用《忆秦娥·楼山关》中的“雄关长路真如铁”来描述中华民族的昨天和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

长征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遭遇重大挫折后的凤凰重生。 这是中国革命漫漫征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中沉重的一页，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诗歌作品像纪实文学、电影、电视剧那样全景式地呈现长征的全过程或各种细节。

毛泽东以真情、开阔的视野、浪漫的情怀、深厚的功力，谱写了一首光辉灿烂的长征诗。 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和再现了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击败千里雪、翻越六盘山、“断尾”战斗等波澜壮阔的长征斗争生活， ETC。

毛泽东的这些诗词确实是英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苦难和辉煌的真实写照。 他们是团结一致、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的高度浓缩。 他们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长征和长征精神。 教科书。

走遍青山不老

毛泽东出身山区，与大山有着不解之缘。 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山为题材，有关山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 在长征诗中，毛泽东最常描写的山，如娄山关、武陵、乌蒙山、岷山、昆仑山、六盘山等。

毛泽东用山记录历史、表达心声、创造环境。 山的深邃、坚韧、博大与他的诗融为一体。 最典型的就是《十六言令三诗》。 他形容山势雄伟、辉煌、流动、旋涡。

《十六言令三诗》之一：“山，马快驰未下马鞍，惊愕回首，距天三尺三尺。” 毛泽东用夸张的手法突出山的高度，对比红军飞越山的英雄形象。 在这里，山是客观的，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征服的对象。

《十六言令三诗》下篇：“山翻海翻江成巨浪，疾驰疾驰，千军万马之战依旧轰轰烈烈”。 毛泽东化静为动，强调山的雄伟。 他把山比作汹涌的波浪、奔腾的战马，就像滚滚的革命洪流。 在这里，山是主观的，是主体的意象，是审美的联想。

《十六言令三诗》第三首：“山刺青天，鳝鱼还完好，天要塌下来，我倚着它。” 这座山刺穿了天空，但仍然完好无损。 如果天塌下来，山顶就在那里。 山是无私的，无畏的，无敌的。 可谓立于千尺高，强无欲。 山，挺拔而勇敢，是救国救民的红军队伍的化身。 在这里，山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红旗形象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多次出现。 比如《旗镰斧》、《红旗跃汀江》等。 红旗是革命的象征，不仅代表红军、红色政权，也代表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南征北战时，红旗就是他的生命。

毛泽东常常把山与红旗联系在一起。 例如“山脚下红旗在望”、“山脚下，风吹红旗如画”、“山下红旗乱”、“山高过山，风吹过关口红旗”等。

单甲红旗的形象是毛泽东漫长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离开韶山是为了求知，登上岳麓山是为了思考救国救民的真理，带兵上井冈山是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的人生道路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中国特色革命成功之路是在大山里找到和延伸的。

长征时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中也出现了山和红旗的形象，“六盘山峰上，红旗西风滚滚”。 中国革命的红旗从井冈山升到了中央苏区，再升到了六盘山。 不但没有掉落，反而变得更加生动、耀眼。 六盘山迎风飘扬的红旗，昭示着长征的革命性质，也是红军战士革命意志的艺术表现。

坚定执着的诗歌表达了志向

“诗言志”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创作指南。 这首诗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生奋斗历程，也生动体现了他带领中国人民救国救民、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和使命，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追求和理想境界。

长征追求的直接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二是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 二是迅速北上抗日前线。 毛泽东的长征诗中，有两句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长征的这两个目的。

第一句是《清平乐·六盘山》“今日手上长流苏，何时系青龙”。 苍龙的本义是煞气。 毛泽东在1958年的《毛主席诗十九首》注释中专门解释了苍龙的具体含义：“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蒋，而不是日本。”

显然，抗蒋是长征的首要任务。 不突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自身就无法自保，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今缨在手，青龙何时缚”，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具体行动，直接表达了英雄红军克敌制胜的坚强决心。

第二句是《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天下，天下清凉”。 昆仑山终年积雪。 夏季冰雪融化会引发洪水，危害中国。 于是毛泽东决定仰天长剑，将其劈成三截。 然后，“一部分留给欧洲，一部分送给美国，一部分还给东方王国”。 “还复东国”原写为“保留中国”。 1958年，毛泽东评论道：“把‘保留中国的一部分’改为‘归还东方王国的一部分’。忘记日本人民是错误的。这样，英国和美国，天都参与其中。”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但毛泽东在分配昆仑山时，仍然想到了照顾日本人民。 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世界太平了，全世界都一样。” 世界和平、世界和谐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 但是，只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继续下去，这个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念奴娇·昆仑》的寓意非常深刻。 毛泽东要改造昆仑山，实质是推翻帝国主义。 1958年，他在解释这首诗的主题时说：“昆仑：主题是反帝国主义，没有别的。” 这首诗题材广泛而重大，为世所罕见。 它创造了一个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比昆仑山更加雄伟的光辉形象。

红军不惧远征困难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渡过中国最长、最深、最急的河流，越过一些海拔最高、海拔最高的河流。穿过凶险的山口，跋涉无人的草原，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被中国一半的白军追击，红军走过了这一切自然。障碍。”

“红军不惧远征的困难，广阔的河山正等待着”。 克服困难是长征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风大”、“离天三尺三尺”、“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铁索冷”、“我爱岷山千里雪”、“六盘山最高峰”、“山高路远坑深”等都是具体表现。 长征途中的一山一水都是地狱之门，对红军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有勇气面对一切挑战。 他看不起一切事物，蔑视一切艰难险阻。 “大道漫漫，真如铁，而今，我们又从头越过。” 别以为娄上关一人能过，万人攻不开，英雄红军就能一气呵成。 “五脊细浪滚滚。” 武陵山脉横跨南方数省，连绵起伏。 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不过是小溪中滚滚的几朵浪花，微不足道。

“乌蒙雄伟的行走泥丸”，乌蒙山的险峻高耸，毛泽东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充其量不过是红军脚下滚动的一个小泥球，实在是微不足道。 “不到长城非好汉，只须行两万里”。 红军到达六盘山，吃尽苦头。 然而，毛泽东的行程只有两万里。

英雄们是如此伟大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事迹、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 然而，这些作品往往侧重于表达个人志向、抒发个人情感。 歌颂的对象要么是英雄个体，要么是个体英雄形象的集合。 然而，毛泽东的长征诗却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埃德加·斯诺在《西游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而在某种程度上升华为一场伟大运动的起因，尽管他身处这场运动之中。他处于主导地位，但你无法清楚地看到他作为个体的存在，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

毛泽东诗词所表达的内容不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或征服史，所塑造的形象也绝不是他自己的自画像。 他不注重描绘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红军英雄的集体形象。 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高昂的战斗意志，有刚毅的英雄品格。 这个英雄形象挺拔光辉，具有压倒山海的无穷力量。

除《献给彭德怀同志六字诗》专门歌颂彭将军外，其他作品的主角均无具体出处。 长征诗中描述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等，都不是个别行动，而是红军的统一行动。

毛泽东的许多诗词中都含有“我”字，如“春天来了我不先说话”、“我要回亚军”、“你我算天下知心朋友”等。 这里的“我”就是作者本人。 但在长征诗《如今我叫昆仑》和《只有我是彭将军》中，“我”不仅是作者本人，也是我自己和我们； 个人和团体； 无论是作者还是红军。

诗中如《现在我们从头跨越》、《红军无惧远征之难》、《三军皆大欢喜》、《直到他才算英雄》等。他到了长城”，“我”字就看不见了。 表面上，“我”已经消失，但我显然还在其中，只是不再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 “小我”已经完全被红军队伍的“大我”所取代，进入了“无私”的境界。

毛泽东经历了从“小我”到“大我”，再到“无私”，最后到“无私”的过程。 中国诗歌的“诗言志”传统被毛泽东升华为“小我”与“大我”、“我”与“无我”合二为一的新境界。 （作者王建新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